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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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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科学家,企业家群体的捐赠行为显得更加多元,或直接捐给高校用于学科建设或人才培养,或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或创设科学大奖,或捐建实验室及提供设备。当企业家将捐赠目光投向科研,不仅意味着一场长期持续的投入,企业家的判断力和敏锐性,也让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一些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项目。如腾讯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希望通过灵活的资金支持,支持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开展探索性和风险性都很强的基础研究探索,追求“从0到1”的原始创新。项目设置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两大领域,鼓励学科交叉研究,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催生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成果。

  在捐赠科研的风潮中,也有一些巨额捐赠声称部分用于科研,却对于资金的用途和分配表述模糊,后续也未做进一步披露,还有待进一步观察。2021年6月3日,联交所发布公告,美团王兴将5700多万股股票转入自己全资持有的王兴基金会,根据公告日收盘价计算,价值约179亿港元。公告显示,该基金会专门用于推动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业,且资料显示,王兴基金会当日已经完成了约935万股(市值约合29亿港元)的公益捐赠。王兴也因这笔捐赠位列2022胡润慈善榜第二名。然而,王兴基金会注册于开曼岛,在国内并无官网和公开信息,《中国慈善家》未能查到这笔捐赠的具体支出方向。

  就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宁德时代创始人、复旦大学材料系高分子专业1985级校友李平及妻子,历史学系1986级校友廖梅,为母校一次性捐赠10亿元,支持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校庆当天,复旦大学新工科六大创新学院集体亮相,并现场成立复旦新工科发展基金,首期筹集资金1.2亿元。至此,在校友的支持下,复旦已成立基础研究、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四个发展基金群,支持文理医工四大学科门类发展。

  由企业家、公益人和科学家联合捐建的西湖大学,如今已成为基金会办大学的标杆,颇具影响力。而玻璃大王曹德旺捐建的福耀科技大学和韦尔股份虞仁荣捐建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也得到获批,将迎来第一批学生。就在不久前,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福耀科技大学首年预算8亿元,招50个学生。据他介绍,8亿元的花费包含实验室设备,“我们从体制上、机制上对标斯坦福,斯坦福一年花费20亿美元,不从汇率考虑,花费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学科和学者的资助,是支持科研的方式,而对优秀科学工作者进行奖励,不仅是对人才的激励,更提供了平台,让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站到台前,被看到、被关注。2015年以前,国内科学奖多具有政府背景,社会组织设立科学奖项,也大多是由行业协会等发起;而在境外,由民间捐赠创设的科学奖并不少见,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大奖如诺贝尔奖,中国香港也有由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在1994年创设的何梁何利奖等等。尽管国内没有设奖,但并不影响国内捐赠人支持科学的热情,2012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夫妇联合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夫妇、俄罗斯著名投资人尤里·米尔纳夫妇、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创立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旨在表彰全球在生命科学、数学和基础物理学领域取得杰出贡献的研究者,2017年,马化腾也加入该奖项捐赠人行列。

  有分析指出,之所以选择向这三个群体捐赠,既有现实考量,也有战略布局。尽管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占比达45.8%,但高层次人才中女性比例不足30%。基金委数据显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女性获资助率低于男性。此次定向支持,旨在通过资源倾斜打破性别失衡,激发女性科研潜力。而西部地区科研资源长期匮乏,通过定向资助,既能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也能为西部留住人才,避免“孔雀东南飞”。粤港澳大湾区则承担着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任务,腾讯总部位于深圳,此次捐赠既是对本土人才的扶持,也是吸引海外学子回流的“磁石”。

  从治理模式上看,社会捐赠对于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相对灵活,或是通过高校基金会,或是自己设立基金会,专业高效的公益人才加上独立客观的评审机制,对于资助对象和项目的遴选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创新。未来科学大奖在创立之初,便决定不使用常见的个人或家族捐赠、政府牵头或母基金出资等独家主导的模式筹资,而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以民间形式共同发起和推动设立。这在保持大奖资金稳定持续的同时,也制衡了捐赠人的权力,保持了奖项的专业度和独立性。

  但是,在如火如荼的捐赠大潮中,也往往伴随着争议,特别是科研捐赠的独立性之问从未停息:企业捐赠是否会影响科研方向?尽管目前的治理模式在努力传递捐赠方和评审方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理念,但从长期来看,仍需警惕“资本偏好”对基础研究均衡性的潜在影响。例如,同样作为未来科学大奖联合捐赠人的沈南鹏和马化腾,在独立资助科学之后,依然将生命科学、数学与智能科学作为捐赠方向。在目前科学捐赠的方向中,大多偏向于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捐赠较少。如何引导科学捐赠的方向,让科研捐赠资源投入更加多元和均衡,或是未来科学捐赠的重要课题。

  尽管鼓励多元化投入基础研究的国家政策频繁出台,明确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但社会捐赠政策的实际效果并未显现。较之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格局,我国的经费投入仍相差较远。而相较于科研经费的巨大缺口而言,社会捐赠也仍然是杯水车薪,只能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而非“替代”,其更大的意义或在倡导和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全社会关注科研、支持科研、鼓励科研,形成科研创新的社会氛围。从这个意义而言,捐赠者对于科学的投入,试探的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更是整个社会对科研价值的认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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