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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大年初一，安徽省砀山县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该县房产局局长刘江辉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这封举报信出自刘江辉的前妻张某和17岁的儿子。更出人意料的是，为保护“贪污受贿”的证据，母子俩于2月11日住进局长办公室，守了室内3个保险柜整整8天时间，张某甚至用绳子把自己和保险柜捆在一起，要求纪检等部门开柜调查。对此，有媒体赞扬张某母子“大义灭亲”的正义之举;也有专家指出，纵容、鼓励嫌犯的至亲告发、检举，对眼下办理具体案件是有好处，但却有长远的、深刻的危害——可能会伤害作为人类社会和谐秩序基础的伦理亲情。

　　也有人表达了失望之情。他们的失望，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该条规定，不是以证人权利的方式规定的，而是以列举法院职权的方式表达的——法院可以强迫证人出庭作证，但近亲属除外。二是亲属拒证权内容有限。这表现在，第一，主体有限。可以不出庭的近亲属，既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也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配偶、父母、子女这一部分亲属享有该权利;第二，只在审判阶段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其仍有作证的义务。特别要指出的是，按照刑诉法规定，近亲属不愿意出庭作证的，法院不得强制其出庭。但如果其自愿出庭作证，则不仅应允许，甚至会受到鼓励。

　　我们是“亲亲相隐”的“祖宗”，所以，我们这方面规定不能“落后”，这似乎是一些人的逻辑。但在刑事立法中，要不要规定某一制度、规定到怎样的程度，归根到底要以有效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根本宗旨。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相当一段时间内，犯罪高发态势仍将持续。某些犯罪特别是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亲属之外的人知晓的可能性比较小。一旦“亲亲相隐”的规定过于宽泛，无疑会加大案件侦破难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立法对“亲亲相隐”范围的规定是适当的。未来是否扩展、如何扩展，取决于犯罪形势变化以及侦破技术能否提高等一系列因素，绝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

　　其中的争议，不外乎两个字:“法”和“情”。从“法”的角度，侄女和“二大爷”，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也就是说，将来对高玉伦的审判中，如果需要包括侄女在内的亲属出庭作证而他们拒绝，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关于“亲亲相隐”，刑诉法第188条是目前仅有的立法规定，内容仅限于作证方面。除此之外，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均无其他规定。同时，刑诉法第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第82条明确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三)越狱逃跑的”。侄女一家人举报并控制高玉伦，符合法律要求，也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表现。

　　接下来看“情”。如果举报、抓获高玉伦的是与其素不相识的人，人们会理解、赞扬。一些人不认可的是亲属这么做(虽然侄女“亲”得有些远)。正如“马靖昊说会计V”在微博中所言:“我反对大义灭亲，毕竟是亲人，犯下再大的罪行，也不应该将他捆起来交给警察。”其实，如果对“情”作更宽泛的理解，而不是局限在亲属之间的亲情，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从古到今，“大义灭亲”一直是人们赞颂的行为。在危害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面前，断绝父子骨肉之情、弃绝兄弟同胞之情、割舍夫妻恩爱之情，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少数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大义”，既包含国家、社会伦理与家族伦理之间的选择，也充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益选择。